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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婷《古乐南音(二)南音从中原走来》
作者:陈燕婷  来源:音乐生活 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7-8-1      【字号:

   

古乐南音(二)南音从中原走来

陈燕婷

     南音的故乡在泉州。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因处于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古称“温陵”。又因满城遍布刺桐花,宋元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美丽的泉州以“刺桐城”之称闻名海内外。此外,泉州因城廓形似鲤鱼,又名鲤城。

      泉州依山傍海,历史积淀深厚,有“海滨邹鲁”之美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泉州素有“泉南佛国”、“闽南蓬莱”、“宗教博物馆”之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日本教、犹太教等诸多宗教在泉州和谐共处,甚至还拥有全国唯一一处摩尼教(明教)遗址“草庵”。泉州人有一句谚语:“有烧香就有保佑”,很好地反映出泉州人民对于各种宗教的态度:不论佛教、道教或是其他,不管是大神还是小神,只要虔诚烧香膜拜,都会得到保佑。难怪宋代大儒朱熹感叹:“此地古称佛国,满地皆是圣人”。

全国唯一一处摩尼教遗址泉州草庵中供奉的摩尼神像

       而泉州是一个移民社会。据学者研究:

       泉州社会,追溯其历史沿革,主体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其中95%以上的居民,是从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迁徙而来的,其中一小部分,则是历史上开放时期,外来民族到泉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流寓下来的。[1]

       泉州作为移民社会的定位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上有多次有名的、大规模的中原人士迁徙泉州之史实,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如下:

       其一,西晋永嘉之乱,大量中原人士为避战乱纷纷南下,由于南下人士主要为林、陈、郑、黄、邱、何、胡、詹八姓,故史称晋人八族“衣冠南渡”。据宋《太平寰宇》记:“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固立晋安郡,景云二年改泉州。”[2]泉州有一条河流,原名南安江,后因晋人思念故乡而改名为晋江。晋江流域附近仍遗存有大量晋人墓地。如今“晋江”为泉州地区一个县级市市名。

       其二,南北朝时期侯景之乱,南朝将领侯景发动武装叛乱,长江南北大批百姓为避战祸入闽。据《陈书•世祖本纪》云,天嘉六年(565年)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注:泉州)、义安(注:潮州)郡都,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其三,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率领3千6百多官兵入闽镇守,最后定居于漳州。其子陈元光子承父业,坚守漳州四十余年,史称“开漳始祖”、“开漳圣王”。从陈政开始,到陈元光,以及从中原入闽的众多官兵,乃至他们的子孙后代,平定了啸乱,维护社会安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据说,当时“入闽定居者58姓,又说84姓”。[3]

       其四,唐末黄巢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天下大乱,各蕃镇招兵买马,割据称雄。唐僖宗光启年间(公元885-887年),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兵万余人南下入闽,其部将及后裔定居于福建各地。王潮曾被封为“泉州刺史”,王审知则被封为“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百姓安居乐业,因而被人们尊为“开闽圣王”、“开闽尊王”。 “随王审知入闽的将士姓氏众多,据河南固始史志资料征编委员会考证有67姓,其后裔分居福建各地,成了名门望族。”[4] 
 
       其五,北宋靖康之难,金兵入侵,赵氏皇族偏安东南,宗室子弟三百余人迁至泉州,管理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也随之迁入。从公元1127年入泉,至公元1277年被元兵所灭的一百多年间,皇室子弟从最初的三百多人已扩大为两千多人。这些皇室子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当时的泉州经济文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可见,自古以来,汉文化对闽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开漳王”陈元光、“开闽王”王审知由于对闽地的突出贡献,被后世广为传颂,并在许多地方被奉为神灵。而赵氏皇族对泉州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皇室子弟在泉州生活的一百多年间,从中原带来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2014年9月,“赵宋南外宗与东亚文化之都学术研讨会”作为“东亚文化之都•泉州”活动项目之一隆重举行。

       作为移民社会,自然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特征。

涵江传芳、 鳌头传芳、锦绣传芳

       其二,通过各种活动凝聚族人,提升家族势力和社会影响。作为中原移民,来到异地他乡,更何况福建在古时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因此容易缺乏安全感。俗话说团结力量大,“各族姓为了提高家族社会上的荣誉和名望,十分重视对入闽始祖的追寻和塑造。”[5]通过这种追寻和塑造,来自同一个始祖的族姓团结在了一起,彰显相互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更利于人们尽快站稳脚跟。如今,闽南地区仍然经常举办隆重的祭祖仪式,甚至会不远千里前往祖地祭祖寻根。例如,安海飨保堂,是一个陈、姚、田、胡、虞五姓联宗的祠堂。每年都举行许多祭祀活动,几乎年年都组织同姓乡亲赴湖南省宁远县的九嶷山举行大型谒祖活动。

       可见,闽南人不但不避讳自己的移民身份,反而对自己来自中原津津乐道。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晓望指出,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

    迄至宋代,不论是林姓、黄姓还是陈姓,还是其他姓氏,几乎所有的闽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对这一事实,许多学者都指出其中就有不少冒充的成分。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辨认,最为重要的不是血缘的真实关系,而是文化的认同。既然这一时代的闽人都认为自己是北方移民的后裔,那就表明他们完全混同于汉族。因此,就文化实质而言,宋代闽人的主体已经是汉人。[6]

       中原移民南来,必然带来他们的中原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原音乐。许多学者推测,这些音乐在长期的不断与地方音乐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南音。在前文所列的几个大规模的中原人士入闽潮中,王审知及南外宗正司入闽,被认为对南音乃至其他音乐都有着很大影响。

       出版于1962年的《南曲选集》序中认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万余官兵入闽定居后,也带来了唐代“大曲”。通过这些中原官兵的歌舞欣赏活动,以及歌舞艺人与民间的交流,唐代“大曲”传入民间,被当地民间音乐所吸纳,从而产生了南音(或者是融入了南音当中)。[7]

       孙星群认为:“王审知在佛教上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把精力放在宣扬佛典上,与此同时,他也不自觉地通过佛教保存、传播了唐乐,促进了南音的肇端。”[8]

       赵氏皇族即为贵族,宗室子弟入闽必然同时带来他们的宫廷文化,其中特点之一就是重视歌舞娱乐,不光带来乐工,还带来如家庭班(又称家班戏)等戏剧。[9]对闽地的歌舞戏剧产生很大的影响。

       此外,清莆田进士关陈谟曾谈及:“莆田之戏剧,始于宋,而盛于明。……多是南京闲散部员,罢职归来,集各家丫环,搬演戏文”。[10]

       持上述说法的学者不在少数。正因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南音保留了许多唐宋中原音乐的特点,而且与宫廷、贵族音乐密切相关。这样看来,笔者在上一篇《南音——中国传统音乐活化石》中谈到的,南音与汉代相和歌相似的表演形式;乐器构成、乐器形制及演奏方法,与南唐《韩熙载夜宴图》中所绘各项乐器惊人的一致;所唱歌词内容、所用曲牌与宋元杂剧的种种联系等等,皆非偶然。泉州作为移民社会的历史形成,与南音所带中原音乐特点二者相印证,更加有理有据地印证了南音的身上,带有中原血脉。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社长郑国权指出,南音有着“严谨的规制、成熟的体系,艺术上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传承上师道尊严、训练有素”,因此,“可以认为,这只能是由那些有权有势有财力的宫廷教坊或王侯贵族家班造就的。否则,如果只是纯粹跑江湖卖艺糊口的民间戏曲,往往是土生土长、自生自灭,不可能有那么深厚的艺术积累和文化含量”。 [11]

       田青也赞成这种说法:

    从晋、唐、五代以至两宋,中原的士族、皇族因为逃避战乱,先后举族南迁,最终一大部分人定居泉州。他们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带入泉州,并逐渐流入民间,世代传衍。中国古乐中绝大部分的物质构成和形态构成,在中原大地以至大江南北,大都只埋在五代、魏晋墓葬中的砖刻石刻图像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活生生的唐宋音乐遗响,却大量保存在南音当中。[12]
 
       另外,这些中原移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许多古老的中原语音在北方已经消失,却仍留存于福建各地。

       福州话、客家话、建瓯话、莆仙话以及闽南话是福建的主要方言,这些方言保留了较多的唐宋中原音韵。在成书于宋代的《集韵》以及隋代陆法言撰写的《切韵》中,我们能约略探求唐宋中原语音的特点,此时的语言有八种声调。然而到了明代,《洪武正韵》颁布,此时的语言只剩四种声调,当代流传的普通话与之有承续关系。可见,《洪武正韵》中的音韵与唐宋《集韵》、《切韵》中的中原音韵已相去甚远。语言学家认为,中原地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语言音韵变化,应是北方民族南下,在语言方面对汉民族产生了冲击。而汉民族,因为躲避战乱等等原因举族南迁来到福建,定居福建,并将中原音韵带到了福建。如今的福建方言,多数保留着七种以上的声调,与汉民族南下定居于有关。中原语音的特征最多地保留在福建方言中,成为了语言学界的共识。 [13]

       李光地也有类似言论:

    彼处与中州近,古时大抵全是北边的音,及五胡来,便杂之以胡音,而古音反杂。又五代,中原人多渡江,蛮音又反存有古音。如吾闽说话,有将“此”字错去,竟不是一母一等者。若是念书,古音甚多,如有闭口,有入鼻,有轻唇,无重唇,有轻齿,无重齿之类。当日顾宁人每来访问闽音,大称是古音,而人不知。[14]

安海雅颂南音社祭祖仪式

       南音,用被语言学界喻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方言演唱。随着历史的推进,闽南方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如今的闽南方言与古代就已有许多发音不同。但是由于南音特别强调师承,强调正统,强调不可随意改动任何一音乃至唱词发音,因此南音演唱严格按照古代发音,有些字虽已找不到本字,仍以发音相同的同音字代替。例如“错[ts‘ɔk]”、“何[hua2]”、“逢[pang2]”、“上[tsiun4]”等,都属于古代发音,在如今的口语中已被淘汰。[15]南音演唱中还有一种称为“鹧鸪音”的现象,要把闽南话中一些带有[u]、[i]韵头的韵,发成韵头[ɯ],有人认为,这种发音因为有点像鹧鸪的叫声,因而得名。[16]也有一些老艺人认为“鹧鸪音”其实是谐音,为“照古音”,即按照古代发音之意。

       无论如何,南音中的唱词确实比如今通行的闽南话更多地保留了古代发音。再加上曲调和润腔总是围绕语音进行,不可与之违逆,因此南音在唱词和曲调上与古代中原音韵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显然,闽南话中各字的发音与当今流传的普通话中同一字之发音不同,围绕闽南话之字音所做的曲调和润腔,必然以闽南话发音为依据。南音演唱者在做润腔时,往往配合唱词调值,以利于更好、更清晰地咬字吐音,使字调与曲调结合更为紧密。

       闽南话分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每个声调再细分阴阳,因此共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声调。闽南地区虽都说闽南话,但是不同区域调值仍有一定差异,例如泉州鲤城、永春、安溪等地“阴平”声调的调值为“44”,而晋江、南安、惠安等地为“33”,德化则为“13”。南音演唱以泉州鲤城音为标准音。演唱时,要根据调值走向润腔。例如,“去”字,闽南话国际音标“k’ɯ5”,声调为“阴去”,调值“41”,假如所配乐音为“mi”,那么演唱者一般会用“#fa”音来润饰“mi”音,构成由上到下的进行,配合该字的调值。再如“元”字,闽南话国际音标“guan2”,声调为“阳平”,调值“24”,假如所配乐音同样为“mi”,那么演唱者一般会用“re”音来润饰“mi”音,构成由下往上的进行,配合该字调值。

       有意思的是,虽然多数时候南音演唱者在做润腔时都与字调走向相符,因而演唱起来词与曲结合紧密,流畅自如。但是通过采访得知,这些演唱者多数对闽南方言字调并不熟悉,更不会去背各字的声调、调值。他们的润腔往往只是出于一种对闽南话的直觉,对他们从小说到大的母语的天然的感觉。

       因此,南音从中原走来,其方方面面皆与中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它却生长、成熟、扎根于泉州,它的故乡在泉州。

       综上所述,闽南人、闽南文化都跟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自然包括南音。也正因为南音跟唐宋以来的中原音乐有着种种密切关系,而不是纯粹的偏于一隅的地方音乐,所以才能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南音在各个方面与唐宋音乐、宋元杂剧、明清传奇等的联系,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南音与中原音乐、中原文化密不可分。闽地文化就如同一个沉积岩,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原文化随着移民传入闽地,便在此沉积。而这些文化在中原本地,随着时间流逝,斗转星移,许多早已时过境迁,无踪可寻,却还始终在闽地存有一席之地。之所以如此,其一,因为闽南地区偏安一偶,具有相对优越而封闭的自然条件,人们在此繁衍生息,安居乐业。安定的生活更利于传统文化的保留。其二,笔者认为,因为移民思念家乡,有意保留家乡文化、保留乡音,也更便于寻根溯祖。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共同因素导致了闽南地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相对较少发生变易。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南音虽然扎根闽地,但却保留了种种中原音乐的特点。


[1]许在全:《清源撷芳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2]洪明良《泉州南音传承探究 》,载http://www.qz.fj.cn 2003年3月20日,泉州晚报。
[3]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姓氏源流〉修订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2页。
[4]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姓氏源流〉修订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3页。
[5]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姓氏源流〉修订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8、9页。
[6]徐晓望:《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133-141页,第136页。
[7]福建省群众艺术馆、泉州市南音研究社、厦门市南乐研究会编:《南曲选集》第一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8]孙星群:《千古绝唱——福建南音探究》,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
[9]王今生、洪明良:续《漫话泉州南音》,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两岸论弦管》,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10]刘念兹:《南戏新证》,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11]郑国权《泉州南音(弦管)概述》,载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2]田青“序三”,载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3]徐晓望:《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133-141页,第138页。
[14][清]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二十“诗文”,《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合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02页。
[15]参阅王建设、张甘荔《泉州方言与文化》(下),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编,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16]同上,第224页。


注:本篇发表于《音乐生活》2016年第12期(责任编辑:张宝华)
经由作者授权供福建南音网发布,敬请关注本网【南音文库-南音论文】以下论文:

《古乐南音(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音乐生活》2016年第11期
《古乐南音(二)南音从中原走来》 《音乐生活》2016年第12期
《古乐南音(三)令人费解的南音祖师崇拜》 《音乐生活》2017年第1期
《古乐南音(四)南音是一种中和礼乐》 《音乐生活》2017年第2期
《古乐南音(五)古老独特的乐器》 《音乐生活》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陈燕婷,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著作有《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研究》(获2014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优秀奖)、《安海嗦啰嗹》(“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南音乐感研究》(博士论文);合译《音乐的意义与表现》;合著《音乐鉴赏》(普通高校艺术教育丛书)等。迄今发表文论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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